特别法依据是判断代理或委任的补强性要件。
[xlii] （四）返还给付 返回给付主要针对受益性行政行为被撤销并具有溯及力的情况。如果纷争的裁断人三番五次地推翻判定，重新做出判断，就会导致其纷争裁断行为的权威的丧失，无限地恢复从前的纷争，以致陷于难以收拾的地步。
这一观点似乎把问题更加复杂化，但同时也引起了我们更多的思考。[li]两位教授的结论虽然存在一定冲突，但都表明了合宪性审查结果的溯及力制度不可能采取绝对溯及的方式。（三）债务人应在其所提起的诉讼中一并主张其在起诉时所能提出的一切抗辩。上述提及的备案审查结果的溯及力、备案审查决定的溯及力、被撤销、要求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的溯及力三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向和思路。司法裁判是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裁决，因此需要在个案实质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进行权衡。
[iv]由此表明，相关各方并未对备案审查结果的溯及力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该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思考和论证。例如法国在建立事后审查的QPC制度后，也没有急于确立溯及力制度，仅仅规定对违宪决定作出时的在审案件和提起相同审查建议的案件有效。在此后，政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是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执行作为宪制机关的全国人大职权结果。
[19]117对《政协组织法》性质的这种认识应是偏颇的，如果它仅是一种社团章程，不可能具有宪法性质。有学者认为，政协组织法的制定不属于‘代行，这一点似乎很好理解，因为制定政协组织法是政协自己‘固有的职权。[16]100结合全文可知，该学者所说的未来全国人大是作为制宪会议的全国人大，因为他认为《共同纲领》只是基本法，是关于未来制宪的承诺[16]105。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许崇德教授认为，规定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乃是宪法与一般法律在内容上的主要区别。[22]按照中共中央原来的规划，新中国建国步骤是三步走，即统一战线→人民代表大会→宪法。
[16]100这种观点也是需要商榷的，因为仅仅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政协不能规定自己在全国人大召开以前代行最高政权机关的职权。毛泽东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及有关问题，一时还腾不出手来搞宪法。1954年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以下简称《政协章程》），章伯钧在此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草案）》的说明。[xii] 《政府组织法》第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以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
有学者认为《共同纲领》是由《共同纲领》所创设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组织形式所通过。1954年宪法与《共同纲领》存在密切的关系。（二）立宪的程式安排具有自主性 1、新政协筹备会→政协全体会议→《共同纲领》等不成文宪法 1948年11月，中共代表与已经到达哈尔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决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组成新政协筹备会。既然共同纲领的内容大都为应由一国之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共同纲领的宪法属性就是无可争议的了。
实质是用1954年宪法这个新瓶，来装《共同纲领》中的旧酒，当然也装了一点新酒。此外，《政协组织法》第7条规定，政协全体会议制定由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遵守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可见《政协组织法》的起草者认为《共同纲领》不是全民都得遵守的宪章。
此外，首都、国旗等国家象征都属于国家构成的必需，由制宪会议决定更合适。《政府组织法》首次对国体加以规定，[x]也首次规定政体，[xi]还首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等国家宪制机关[xii]。
制宪权存在于宪法规范之前，是一种创造根本法的一种作用力或能力。第48条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虽有学者也认为《政协组织法》是建国初不成文宪法的组成部分，但仅认识到《政协组织法》是党派之间的政治契约，其本质上是社团章程。第5条规定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即使是坚持新中国立宪的时刻在1954年的学者也认识到——1954年宪法是由作为1954年宪法所创设的国家机构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而第一届全国人大拥有的是宪制权而非制宪权。三、政协全体会议的议程：《共同纲领》为何在最后通过？ 政协全体会议议程除了安排多位代表在会议上发言及有关领导作报告外，主要议程是在9月27日先后通过《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和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四个决议草案，在9月29日通过《共同纲领》和《关于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简称《规定》），并在9月30日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方面的制度政策，这些纲领性的规范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肇建新中国的共识，也是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就不会有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更不会有1954年宪法。
有学者认为《共同纲领》等三份文件是新中国的不成文宪法，但又认为《共同纲领》只是基本法，是关于未来制宪的根本。[14]毛泽东在此所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即将通过的《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全国人大吗？笔者认为毛泽东此处所说的全国人大不是《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作为宪制机关的全国人大，而是中共原来计划召开、但没有召开的作为制宪机关的全国人大。
1947年4月到10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先后完成了两个宪草初稿，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有关领导在十二月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既然政治协商会议能够代表全国人民，它就具有制宪会议的性质，建国的步骤就从原来的三步走改为两步走，即统一战线→共同纲领。
前述《决定》涉及《政府组织法》，并把《政府组织法》归入第三类由于调整对象变化或者情况变化而不再适用或者已经停止实行的。由此可清晰看出政协全体会议最先通过《政协组织法》的原因。政协全体会议从9月21-9月30日（26、28日休会）依照筹备会议事先确定的议程，顺利完成建国使命。如上所述，全国人大通过1954年宪法不是制宪。
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并非仅仅依据领导人当时的说法，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如前所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9年1月作出决议就规定，1949年必须召开新政协，宣告新中国成立，组成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这说明那时中共高层并不认为《共同纲领》是建国的宪章。
其实，就文本内容而言，该法应与《共同纲领》合并。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行使一次制宪权。
（一）立宪机构通常先于国家（政权）出现 1、政协全体会议→《共同纲领》等不成文宪法 →新中国 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四、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
[44]《政协章程》的主要内容与《政协组织法》相同，是在《政协组织法》的最前面加了个总纲，当然《政协组织法》中第7条的规定删去了。在当时会议组织者看来，应先通过《政协组织法》，然后政协全体会议依据《政协组织法》制定其他两个文件。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关于《政协组织法》的性质，在当时被认为是三大宪章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如前所述，除了第7条外，其他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政协内部组织运作的规范，而政协本身不是政权机关，故称其为宪章并将其与《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并列，在法理上会有存疑。
依据施密特提出宪法变动的五种概念分类：宪法废弃、宪法废止、宪法修改、宪法打破和宪法临时中止，[34]1954年宪法对《共同纲领》的变动类型，应是施密特所说的合法修改。其二，《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
还需要指出的，政协全体会议所具有的制宪会议功能并不是其作为统一战线组织执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职权的结果。第9条规定各民族权利和义务平等。
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制定宪法指导思想和基本依据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处在酝酿和完善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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